二十世纪前，中国没有独立的语文课程，语文教学的内容是与史学和伦理学融合在一起的。
直到1905年，清政府借鉴西方学制，颁布诏令“废科举，兴学校”，语文始独立成科。初小设“中国文字”科，高小设“中国文学”科。
辛亥革命后，废止读经科，小学设“国文”科，但仍为文言文。
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，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，推广国语运动，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。1920年，将“国文”科改为“国语”科，小学一、二年级的“国文”改为语体文（即白话文）。1922年起，小学各科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新组建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将小学的“国语”和中学的“国文”合称为“语文”。认为：“说出来的是语言，写出来的是文章，文章依据语言，‘语’和‘文’是分不开的。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、说话、阅读、写作四项。因此，这套课本不再用‘国文’或‘国语’的旧名称，改称‘语文课本’。”
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在谈到“语文”定名之事时说：“彼时同人之意，以为口头为‘语’，书面为‘文’，文本于语，不可偏指，故合言之。亦见此学科‘听’‘说’‘读’‘写’宜并重，诵习课本，练习作文，固为读写之事，而苟忽于听说，不注意训练，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。”
语文定名之事虽然过去了70年，但教材编审专家和语文教育家叶圣陶的解释，对我们今天搞好语文教学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首先，明确了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。“说出来的是语言，写出来的是文章，文章依据语言，‘语’和‘文’是分不开的。“彼时同人之意，以为口头为‘语’，书面为‘文’，文本于语，不可偏指，故合言之。”这两句告诉我们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教语言、学语言、用语言。语文姓“语”，“文”只是“语”的书面表现形式。人们在日常是生活、工作、学习中所用到的无非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。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要训练、培养学生对口头和书面语言的理解领悟和表达能力，进而培养学生的语感和语文素养，而不是只教给学生一些支离破碎的“语文知识”，更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政课。
其次，阐明了语文教学的内容及其关系。“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、说话、阅读、写作四项”指出了语文教学的内容，“亦见此学科‘听’‘说’‘读’‘写’宜并重”阐明了四者之间的关系。而现实的语文教学实践中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听说、重读写的现象。尤其是中小学受考试指挥棒的影响，这种现象比较严重，几乎没有老师训练学生听话、说话的能力，而只重视训练读写的能力。而听话说话的能力，恰恰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交际能力，是生活、工作中须臾不能离开的能力。因此，教学中要同等对待听说读写的训练，不能厚此薄彼，因为四者是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、密不可分的。只有根据年级课程目标要求，将听说读写训练有机结合起来，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。否则，将欲速而不达，正如叶圣陶所说的那样“苟忽于听说，不注意训练，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”。
我们在对上面两点透彻理解的过程中，自然也会领悟出恰当的教学方法。正确理解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，是选择恰当教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；准确把握语文教学的内容及其关系，有助于确定教学重点，理出教学程序和思路。
在不断强化新课程理念，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的新时代，我们要注重汲取老一辈教育家的思想精华，并以此指导我们的教学实践。这样，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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